回首十年間

李 亦 園

民國七十八年元月我受命負責開辦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行政部門以來，攸忽已經屆滿十年的時間。蔣經國基金會可以說是第一個以國內的經費獎助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文化的基金會，但是對我個人來說，參與補助學術研究經費的管理工作經驗，卻不是第一次。從民國五十一年起至六十二年的十年間，我曾參與先師李濟教授所主持的「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的工作。「東亞學會」是由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所資助的一個機構，其目的在獎助當時國內很窮困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當年東亞學會全年的經費最高未超過美金四萬元，但是每年也補助了二十個左右的研究計畫，以及十來個研究生獎學金，對其時國內的學術界有很大幫助，而後來的「長期科學委員會」即是以「東亞學會」的模式而設置的。「東亞學會」運作約有十五年的期間，我個人參與其工作在其後期的十年間，先是擔任委員，其後又短期兼任執行秘書，所以對會務也很熟識，如今回想起來，再與現在的蔣經國基金會的情況作一比較，真是感慨良多。

感慨最多的莫過於關於經費的數目與來源。東亞學會當時的年預算不過四萬美金上下，比起現在蔣經國基金會的年補助費近五百萬美金，真是差別太大，雖然三十年的幣值差距也不少，但總也有二十倍以上的差別。自然當年東亞學會資助的範圍僅止於國內，而如今基金會則以全球的漢學研究機構為對象，其範圍亦大有不同。當年東亞學會的經費來自國外，也就是由哈佛燕京學社逐年撥款支付，而現在蔣經國基金會則是由中華民國政府與民間企業界共同捐助成為基金，每年經營孳息以作為年度經費，其間性質與意義的差別，又要比起年度經費的差別要大的多了。三十多年來國內經濟的成長，國際學術界相互關係的種種變遷，我個人的經歷從東亞學會到蔣經國基金會的過程，不僅是感觸萬千，而那種文化自尊的感情更是難於形容於有形！

除去基本性質的差異外，三十多年來社會的變遷、學術思想典範的轉換、機構組織形態的進步等等因素，也使當代的蔣經國基金會在運作管理上與東亞學會有許許多多不同之處，回想起來再加比較，也是很值得細加討論的。當年東亞學會的組織就只有一個委員會，既是政策決定的層次，也是學術評審的層次，也就是政策與學術評審合而為一的組織，是一個較簡單的組織形態。現在的蔣經國基金會則是決定政策的董事會與評定學術標準的諮議委員會在功能上有明顯的分隔。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共有二十一位董事，由資深政府人士、學者專家以及企業界捐獻者三部份組成，每三年改選一屆。董事會釐定基本政策、管理基金之運用，每年並依孳息獲利的情況決定獎助款項之金額與諮議委員會所推薦之給獎名單。在諮議委員會方面，本會因獎助地區之不同，設有美洲、歐洲、亞太與國內等四個地區諮議委員，每一委員會聘有九至十三位各該地區之資深華裔學者為委員，分別審議全球各地提出之申請計畫。諮議委員會每年召開一至三次會議，決定各申請案的國內外審查人選，然後在複審會議中決定入選名單及其先後次序，並向董事會提出推薦。董事會在每年五月份的第二次集會中審議四地區諮議會推薦入選初步名單，決定給獎之最後人選。董事會通常因預算情況，刪除諮議會推薦初步名單的若干計畫，但絕對遵重諮議推薦之次序不予更動，也就是說只依次序刪去推薦名單的最後部份，而不更動其他次序。這一過程是基金會組織結構的最重要特色，十年來董事會與諮議會配合無間，也因此建了基金會的學術聲望，並普遍為全球研究中華文化的學術界所肯定。這樣的結構設計固然是第一屆董事們精心策劃，但是事後董事們與諮議委員們的共同努力才是維持這一制度於不墜的主要因素。以這樣龐大基金且略帶有官方色彩的全球性基金會，要維持其高程度旳學術標準，最少在開創初期是相當困難的，其間資深董事們的諒解並且曲意維護辯解，使許多誤解得以澄清；而諮議委員們盡力摒除私見與利害，以唯一的學術標準評審入選的計畫，才能使我們的運作過程逐漸制度化下來，而終於為學術界普遍的接受。這是我回顧十年來的工作，首先要向本會的董事們與諮議委員們表示最大敬意與謝意之處。

本會諮議委員會的運作過程，也是很值得加以說明的。美洲、歐洲、亞太與國內四地區委員會的委員都是各地區代表不同學科的資深學者，藉重他們的學術經驗與資望，每年為本會所收到的申請計畫作評審。諮議委員先決定書面審查人名單，然後在複審中依據書面審查意見投票決定入選計畫，投票的辦法通常是依不同計畫性質分類再作排序（ranking）的決定，我自己是委員會開會時的主席，可以說明各計畫的內容情況，但並不參加投票，以維持客觀的立場。諮議委員會委員每屆任期兩年，每屆委員輪替更換三分之一，因此得維持委員的開放性與多元性，間接地也就更能使學術的客觀標準得以保持。這一審議的方式是使本會在十年來在申請案件與得獎案間之比率，在四地區中一直維持在33％至35％之間，也就是得獎率是三分之一的水準，這也是受學術界所看重的因素之一。

蔣經國基金會成立的主要目的是獎助、提倡海外對中華文化的研究，並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定義是較廣泛的，包括中華文化的古典與現代研究、台灣地區的研究、海外華人離散族裔（diaspora）的研究以及有關中國的比較研究等等。基金會在獎助類別上則有六項主要的業務範疇，包括國際合作研究計畫類、研究機構補助類、學術研討會類、編著出版計畫類、資深及傑出學者講座或補助類、研究生獎助類等，惟各地區亦有個別不同變化的小類別，以適合各地區的特殊需要。雖然基本上有這廣泛的文化範圍以及種種獎助類別，但是基金會從成立以來，從未企圖設定一個特定的研究趨勢與方向，也從來未表示那些是我們特別有興趣或特別鼓勵的領域。換而言之，我們從未因為我們是給錢的機構而企圖規範或約束學術研究的方向，這種開放甚或被動的態度，是使學術界逐漸消除許多不必要的疑慮，而給予普遍肯定與承認的另一因素。雖然這種開放而較被動地接受申請計畫的態度，開始之時有被批評為過於消極的作法，但是經過較長久的時間發展之後，被動的接受中也發展出一種合理的趨勢，例如在較佔多數的美洲申請計畫中，我們已可以看到從早期較著重於語文教學，中期轉變為歷史文化的研究，而最近則出現較多不同學科的科際綜合研究計畫，這種現象勿寧說是開放中自然演變的合理趨勢，也是使我們增加信心而倍覺可喜的現象。

我們在各地區的獎助，也特別注意當地特殊的需要而作分別處理，我們特別注意地區內部均衡性的意義，在獎助上對學術重鎮固作「錦上添花」的資助，但也注意於較不發展機構或地域的「雪中送炭」。在歐洲我們已和十八個國家的研究機構有合作關係，四至五個國家是歐洲主要的漢學研究地區，這包括英、法、德、荷及瑞典等，這些國家的主要大學和研究機構和我們都來往密切。但基金會也未忽略南歐及東歐的關係，我們在匈牙利、波蘭、芬蘭與捷克都有計畫補助，從去年開始，還資助捷克首都布拉革最古老大學查爾斯大學成立「蔣經國國際漢學中心」，藉此協助恢復他們的漢學研究傳統。至於在美洲，我們補助的重點固有很多是著名的大學，包括哈佛、耶魯、柏克萊、史坦福、哥倫比亞與普林斯敦等，但也對南方的小型大學給予許多協助，包括新教員的聘任以及建立教學共同組合等等。由於多年的努力，獎助的成果已逐漸顯現，並為一般學術界所深知，也引起其他基金會和企業界的注意，因此已有包括如魯斯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歐洲科學協會等的跟進與合作，而在美國也有奇異公司與花旗銀行協助支持研究計畫，在東亞則與日本豐田Toyota金基會及台北的喜瑪拉雅基金會共組亞洲基金會聯合組織，共同支持合作計畫。這些都可說是多年的耕耘之後，所附帶產生的計畫外的計畫，不但使我們增加了許多額外的友人，也增加了我們新的信心。

拿錢資助別人，看來似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並不然，因為給錢的過程中，總是有一些人可以得到，而另一些人不能得到，如何給的公平，便是不容易的事。基金會以學術標準作為最根本的判斷，但是要維持嚴格的學術標準，也是要克服很多困難的，十年來的努力，勉強能取信於世界學術界，可是如何堅持這一純學術的立場，以及如何改進一步改進評審的辦法，使能適應日新月異的學術潮流，恐也是我們更要警惕努力之處。基金會在開始設立之時，總有人疑慮為什麼要拿錢資助外國人做研究，而持這種意見的人到今天仍然存在。其實稍用寬廣的學術視野來理解，就可以明白不論研究廣義的中華文化，或者以今日台灣種種發展為重心的研究，在當代全球化趨勢日益普遍的情況下，都極需要國內國外的研究同時蓬勃進行，也就是要有內在的立場與外在的觀點都很興盛配合，方能對這個文明的瞭解與體晤作有意義貢獻。國內的學術研究，向來有教育部、國科會以至於文建會的大量經費分配支持，其數目何止百倍於基金會區區每年兩億台幣左右的預算。然而兩億台幣作合理的計畫分配於全球近四十個國家、三百個以上學術機構的資助，卻為台灣社會贏到無數的友誼，而更重要的是促使全球學術界對傳統與當代的中華文化發展有進一步深刻的理解與欣賞。蔣經國基金會在創立時的宗旨中明白地表示：『本會期望以中華民國日益繁榮的經濟力量、經由純粹學術性交流的途徑，使世人更能充分瞭解中華文化之價值，促使中華文化融入並成為人類共同文化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基金會十年來支持全世界一千二百件左右的研究計畫，其中有許多確實對中華文明在全球文化趨勢下所居的地位以及其價值作出很有意義的評估，我自己作為中華文化的研究者之一，在研讀這些研究成果時常常能體出會到其中重要的意義，每每也以此而有所自慰覺得多少未負董事會與國人的委託，也沒有辜負當年先師李濟教授教導我公平分配學術資源的本意。欣逢基金會成立十周年慶典之際，謹草記本文以追憶說明十年來的若干主要過程，並藉以向愛護本會的各界人士敬致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