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基金會十周年慶--中國研究何去何從？
Wm. Theodore de Bary 狄百瑞 撰 王德威 譯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成立十年，首要的成就在於它對各項計畫兼容並蓄，充分彰顯了公正自由的精神。蔣經國先生去逝以前，他的名字在西方常易引起諸般聯想，如故步自封的民族主義、毫無妥協餘地的反共立場，以及以「反攻大陸」為政權合法性訴求的一黨政治等。雖然蔣先生實際的貢獻與此頗有出入，但對不明究理的人而言，想當然爾的成見總是難免。
正因為對蔣先生的印象有此誤差，不少西方學者曾對蔣經國基金會的成立抱持保留態度，擔心它的運作將受限於狹窄的意識形態格局，或聽命於國民黨、或鼓吹反共主義及其他保守價值。但十年後的今天，這些揣測偏見應當早已因基金會的實際表現一掃而空。十年來基金會支持了相當廣泛的學術及教育計畫，它對「中國研究」一辭的包容性，較諸西方任何一種廣義開明的定義都毫不遜色。而它的研究範疇不僅及於中國大陸所有區域，也更延伸至東亞各個深受中國文化洗禮的社群，甚至其他足以引起比較觀照的地方。就我個人所知，基金會甄選申請案件所持的標準，與西方的大基金會不相上下。就是基於這一原因，美國的主要學術基金會才不斷尋求與蔣經國基金會合作的機會；所有合作的項目都是在雙方互無妥協的共識下進行。
我明白個人對蔣經國基金會的瞭解尚有不足之處，與其他人的經驗也許並不相同。我僅能就一己所知略抒管見。但我的看法並不僅出於個人對基金會表現的期許；事實上，我更希望藉此提出一些問題，這些問題的關懷焦點遠超過蔣經國或任一支持中國研究的基金會。問題的重心是：所有類似的基金會推動學術研究時，都不免將其視為一種無限擴張的學術工業，這一觀念的基礎何在？學界毫無限制的投注大量心力研究微不足道的題目，我們已見怪不怪。這一風氣每每以「創新」或「突破」等陳辭作為自我抬舉的藉口。它聲稱眼前的發明或發現空前絕後，殊不知所作所述其實前有來者、甚至只是對前賢的曲解。所謂的「新」竟可能來自對固有事物的「新」破壞。
學界這種不斷擴張研究版圖的熱衷--甚或衝動--當然不是沒有任何基礎：或曰人類對新知的渴求是與生俱來的本能；或曰現代文明對知識成長的信念與外在世界擴張的趨勢相互為用。但在拙作《東亞文明》（East Asian Civilizations；根據哈佛大學Reischauer講座系列所成的專書）的最後一章，我曾由東亞傳統視野以及現代生態關懷的角度，質疑下一個世紀我們是否仍能如此漫無節制的擴張。我對此一擴張心態的合理及有效性深有所慮。至少在人文及社會科學的領域，我們傾注與時俱增的精力鑽研微乎其微的課題，已暗示學術量化的研究方式，恰恰招致適得其反的結果。就像新聞媒體與娛樂工業一樣，我們潛心枝節微末的研究，有如參與瑣碎的智力競賽節目或微逐無謂的「世界紀錄」體育成績，忘其所以，以致擔誤了對任何更重要問題的思考。
在這樣一種環境裡，從事學術及贊助學術者必須對那些以「空前絕後」、「銳意突破」為名的研究計畫，更加警覺。有些計畫號稱「前無來者」，可能根本就是因為計畫本身一無是處，因此才從來乏人問津。
我想起了孔子及其門人言談中對聞所未聞的事物的對應方式。這類的表達方式通常暗示了一種審慎或存疑的態度，如「吾嘗聞……（一件值得接受或合宜的事物），吾未聞……（一件沒有根據、不由正道，應予駁斥的事物）。」對維新之士，我的舉證也許顯得保守反動。當然，我們如果僅是因為一件事物聞所未聞就排斥它，未免顯得沒有理性，無所用心。但我們仍應捫心自問，在判斷一件事物的好惡時，我們所根據的是信而有徵、放諸長遠的基礎，還是標新立異的時尚？當我們推崇「新奇」或「原創」性之餘，我們是否已惑於學術市場的新品牌、新配方，屈從學術消費主義，棄實質研究於不顧？如果對人云亦云的陳腔濫調提出質疑是為學者的本份，我也許可以就學界市場化的現象再舉一例。我們現代對「刺激」（exciting）一辭的濫用，已經到了習而不覺的地步。這顯示學界的心態與一般大眾一樣，動輒以震撼驚奇為能事，從而忽略了深思熟慮的步驟。
當學術工作取決於情感的挑逗或遐想，這代表了知識及道德上可恥的退步。遺憾的是，我們今天時刻遭遇各種以「新奇」、「刺激」為名的學術花招，毫無任何實質或理念為其後盾。
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否定新的世界仍有待征服，新的學術領域仍有待開拓。但當我們越來越遭遇到成長的侷限以及經濟擴張的阻礙時，我們必須再思「成長」的意義：所謂成長不應只是持續的擴張，而且也意味更深刻、更縝密的修養。我們所要征服的新世界也許正是我們已經失去聯繫的舊世界、或是曾被我們忽視為的內在境界、或是我們未曾仔細耕耘的根源。因為我們的疏失，我們使得賴以生存的文化變得淺薄無根，彷彿按照「用過即扔」的消費經濟原則，我們以自我損耗為目的。我們的神經及感官如此過分的緊繃，儼然要成為痙攣病患者--被拉緊到崩潰臨界點，再也不能承受更多壓力。
我們如今困於無從建立任何確實的標準，來判斷研究計畫的價值及其長遠可行性。主要的難題在於學術論述話語本身已經如此分崩離析而且過分專業化，缺少共同的基礎，而可以付諸公斷的輿論標準也所剩無幾。現代生活變得如此複雜，也難怪各基金會的因應之道是將自己的專業領域圈限得更為狹窄。基金會的首要任務是定義自己的特別任務，將責任範圍清楚畫定，然後排除任何不符明文規定的申請案例；沒有總覽全局的企圖，惟見分門別類、照章行事的規矩。
與此同時，各個大學及研究機構對所謂有「突破性」的計畫愈來愈趨之若騖。為了追逐學術卓越性及領導地位，教育的目的已為專業訓練及技術運用所取代。但這個現象不是所謂的「科學」研究與「人文藝術」相對抗，也不是如C. P. Snow所述「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相接頭。我們今天的人文學者其實早已變得「技術化」了；他（她）們各有自己的技術、專業及意識形態話語，夾纏晦澀，那裡還能相互溝通？不僅此也，我們也看不出人文學科對人之所以為人，對人之為完整個體而非局部片斷，顯示任何關心。甚至所謂的「多元研究」及「科際整合」的計畫也很少能超越耍弄時新花招及當令字眼的侷限。這使得我們不再能就共同的重要話題，相互切磋。
從教育方法上來說，這一危機顯示於許多「通識課程」非但無法強調課程的中心共識，反而聽任學生從五花八門的角度學習。如此一來，學生不能整合他（她）們對人文問題的共同關照，也不能藉由一公共的議程聚合問題的焦點。
話說回來，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學生觀看事物不同的方法。但教育也應提供學生一個共同討論問題的基礎，一種引發對話的方法。教育應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瞭解問題的急切及重要性，並據此尋求決定而非臆測-為學之道正在於訓練價值判斷的能力。在學習過程的彼端，我們不能奢求大家了無異議，有志一同，但至少我們應期盼學習的方法與目的可以作為日後不斷對話的起點。教育的目的是發揮我們彬彬有禮的潛質，即使對終極關懷有多深的歧見，我們依然能夠進退不失風度。
對我而言，這樣基於通識的對話必須與「先進」的研究並行不悖，兩者互相增益，以期對話更深更遠。在今天這樣的多元文化世界裡，東亞的人文資源-特別是中國的儒、道、釋三家及其他的文化-可謂深在其中。我們的對話不能偏廢此一中國人文經驗。在大學的通識教育及對任何文明共同關懷的持續討論裡裏，中國經驗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惟有超越了入門課程的階段，通識教育才能更加啟迪我們對於學術真諦的嚮往與追求。
今天的學術風潮如此的擴散離析，要賡續我們彼此間的對話談何容易？但我們總應該找尋一個起點。蔣經國基金會的領導者及顧問們殫精竭慮，這些年來已經為促進學術共識、引導人文對話貢獻良多。未來自然仍是持續此一努力的最佳動力。
為了不讓我的看法流於空泛，我願提議一個專門範疇，有待我們致力研究--即東亞教育史的重估，及其對傳統及現代通識價值的貢獻。十九世紀末東京帝國大學初建，規畫大學東亞史新課程時，首度提及東亞教育史的項目。我們今天當然可以比這作得更好！每一位東亞研究學者都該知道，教育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如果我們學界不是捨本逐末，汲汲追求偏門小道，對教育的百年大計我們又豈能置之不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