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蔣經國基金會在北美的歷史性角色

高 英 茂

欣逢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創建十周年佳節，很值得回顧基金會過去十年來的活動、貢獻及任務，並省思展望基金會未來的使命。

在二十世紀的百年中，對中國文化大地區的研究，不論從研究的方法、內容、理論的各個角度看，都有極大變化。在北美地區，中國研究發展過程，大致有三階段：

一、傳統漢學（Sinology）時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漢學研究一般以人文學科為主，特別注重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等等。研究成員大部份來自在中國有長期經驗的退休傳教士或外交官及其後裔，有受過完整正規專業高等教育訓練的學者專家。在此時期雖然有少數大學開有少量有關中國的課程，但大部份集中在人文學科；在社會科學中，則極為稀罕。在這些學府裡，起碼必備的師資及圖書設備亦均相當不齊全；在社會科學方面，問題則更為嚴重。

二、「中國區域研究」（Chinese Area Studies）時期

二次大戰後，美國變成了世界的超強。東西冷戰鬥爭的惡化、中共革命的成功以及中蘇聯盟的崛起等等，變成了對美國國家安全及世界領導的嚴重挑戰。這些戰略挑戰迫使美國急需收集重要研究資訊，從各方面知識去認識敵人；瞭解共產運動如何產生，共產極權體制如何運作，中蘇政權的社會經濟基礎何在，而美國又應如何有效地對付這些敵人。

這些戰略性挑戰，很快轉變成了學術問題：如何動員學術界，急速開發有關敵人的資訊及知識，以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及戰略利益。華盛頓終於通過「國防教育法案」，動用巨額聯邦預算，支持重要大學院校及智庫設立研究所、開設新課程、推展語言教育、增設圖書資料等，從事針對中蘇集團進行研究並積極培訓大批專家。

在中國研究方面，民間的智庫社團及基金會等亦均被動員參與。美國學界最高社團，如「社會學研究理事會」（SSRC）及「美國學術社團理事會」（ACLS），就動員設立全國性「當代中國研究聯合委員會」（JCCC），從事協調推動美國全國對中國問題的研究及教育。主要民間基金會，如福特（Ford）、魯斯（Luce）、洛克菲勒（Rockefeller）等，亦均被動員參與，慷慨解囊去支持對中國的研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就是在這種非常特殊的冷戰戰略考量情況下產生的。既被政府正式指定為重要「區域研究」（Area Studies），對中國的所有研究必須強調對當前情況的分析，並特別注重社會科學專業的領域。因此，對中國的研究也就從注重文史的傳統「漢學」，轉型為「中國區域研究」，擴充涵蓋文史與社會科學兩邊的研究。

在「區域研究」時代的初期，其實中國的研究與社會科學的互動，相當粗糙膚淺。因過份強調中國的「獨特性」，而不願試用一般社會科學的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可能是一大原因。在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強烈籠罩及實證資料的缺乏，可能是另一原因。因此，我們可說，在這一時期中國區域研究及社會科學雖已會面，但並未深入交流。

三、新「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興起

在八０年代，對中國的研究開始走出狹窄格局的「區域研究」，邁向社會科學專業導向的「中國研究」新思維；在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的應用上，真正走入社會科學的主流，帶動了中國研究與社會科學之間的緊密整合。此整合動向可由下列幾個層面清楚看出：

1）學術課程的整合

今天有關中國課程，在主要大學院校，已全部納入專業科系，充份表示兩者之間，對專業理論及研究方法，不僅有高度的共識，更認為彼此之間可發揮互補互利的關係。

2）研究方法及理論架構的整合

近年來，有關中國社會科學方面研究計畫，無不積極採用相關社會學專業的理論架構與方法設計。從問題的概念思考（conceptualization）到研究假設（research hypothesis）的設計及印證，無不依賴一般社會科學研究累積成果的啟發。

3）研究主題議程（research agenda）的整合

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的整合，當然也就會帶動研究主題的整合。今天主流社會科學所熱中研究的主題，如現代化、民主過渡、持續經濟發展、社會轉型、文化轉變等，也都成為中國研究的熱門題目。其實，此整合現象也反映出，中國研究與社會學的互動，已達到了互補互利的難得境界。

近五十年來，中國研究及社會科學互動關係的發展，當然可視為前者長期生長及成熟的過程。但我們不能忽略，冷戰所扮演極為特殊的「正面」歷史角色。不過，冷戰的結束卻也產生了效果正好相反的「負面」衝擊。

蘇聯的解體、毛澤東式極權主義的消失、鄧小平型改革開放務實政策的興起等等，終於在八０年代後期結束了冷戰。冷戰的結束，卻也結束了美國對共產強權安全威脅的顧慮。因此，美國政府也就刪除了以國家安全為名的「國防教育」資助，包括對「中國區域研究」的大筆資助預算。尤有進者，美國民間基金會亦隨著跟進，削除對區域研究的支援，並改換跑道，開始強調支持後冷戰時代的新議題，如環境保護、世界饑餓、人口壓力、社會安全等新問題。因此，後冷戰時期對中國研究財源的大量削減，立刻對所有長期從事中國研究的大學院校、研究中心及個別研究人員，造成財源危機的衝擊。

就在此財源危機黑雲滿佈的關鍵時刻，蔣經國基金會在一九八九年宣布成立，並立刻以實際行動參與支援中國研究的行列。自從美國政府及主要基金會退出支持中國研究的舞台後，蔣經國基金會變成了對中國研究最大的獎助者。自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蔣經國基金會平均每年撥出五百多萬美元支援有關中國研究的學術活動，包括國際合作研究獎助類、研究機構獎助類、學術研討會類、編著出版計畫類、資深學者補助類等等。在過去十年中，資助各種學術活動的金額，總共約達六仟多萬美元。

大約一半以上的獎助預算使用在北美地區，在過去十年中，在北美地區得到獎助者，共有來自二百四十二院校的八百二十三獎助申請案。在獲得對個人或校方獎助的二百四十二院校中，各種獎助金額總合在十萬美元以上者，有八十三院校；而所得獎助金額總合在二十萬美元以上者，則有四十七所大學院校。大致百分之五十五的獎助，分配到社會科學方面。這些獎助，對急待輸血的中國研究，可算是一股可貴的「雪中送炭」助力。

今天，中國研究的緊急財源危機雖然已成過去，有時我們還是難免要問，在一九九０年代假如沒有蔣經國基金會的及時出現，今天北美地區中國研究的處境又將如何？

在蔣經國基金會十年運作下，台灣研究也是一個重要受益者。「台灣經驗」所涵蓋的經濟發展、民主轉型及社會轉化等本身，當然就是很好的社會科學研究主題。此外，實證資料的豐富、田野調查之易行、資訊暢通的自由等等，更是社會科學的誘因。在全球學術及資訊交流自由暢通的今天，台灣也常被引用為多國比較分析的對象。

尤有進者，蔣經國基金會特別設有「中華民國留學生博士論文獎學金」每年二十名，專門提供給來自台灣在北美攻讀社會及人文學科的研究生。長程而言，此筆獎助對台灣社會及人文學界急需人材的培養，具有極重大意義。

展望將來，我們深信蔣經國基金會的支援任務，對中國研究的持續發展，具有密切的連鎖關係。在社會科學方面，中國研究必定會進一步與社會科學繼續互動整合；兩者之間專業理論的交流與研究資料的交換，將成為彼此互動整合的重心。在此發展大方向之下，下列幾點個別動向，頗值吾人注意：

一、從一般性、宏觀研究走向更仔細精密的分區、分部的調查分析

以整個中國為一分析單元的作法，忽視了其境內不同地區、族群、社團、階級之間及其中各部門的差異性。宏觀的概論不僅無法闡釋社會的真情，更歪曲了各分區、分部的差別。因此將來的研究走向，一定會更加重視將分析單元盡量細分--從結構的平線面到垂直面、從組織的正式面到非正式面等--以求對社會現象闡釋的充份正確及完整。

二、從單點時空的分析走向多點時空的比較分析

單點時空分析常受特定時空條件的限制；而多點時空分析則可比較分析在不同時空條件下，特定制度在結構上及功能上的彈性適應及變化過程。比較分析不僅可以應用在中國內部不同地區、不同制度下各部門的比較研究，亦可運用到中國體制與外國制度的比較分析。

三、從個案敘述性分析到理論的建立及研究假設求證

沒有理論架構的敘述性研究，對社會科學知識的累積及印證，沒有什麼幫助。因此將來所有社會科學領域內的中國研究的設計，必定會要求理論架構及有系統研究假設的設計。在研究過程中，必須使用實證資料，通過量化或質化分析，去查驗所提研究假設的正確性，或設法建立自己的理論架構。

四、從純學術理論研究走向實用公共政策分析及政策設計

當社會科學所發展的理論及模式日形完善，並能發揮更大的闡釋力及預測力時，社學科學就能發揮「應用科學」的地位及功能。屆時社會科學的知識，就能應用到實用的政策分析及設計，去處理實際的政經及社會問題。西方較先進的社會科學，如計量經濟學及人口社會學，已開始扮演不少政策設計的功能。我們可預期將來中國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當亦會試圖跟進。

回顧過去十年，我們可肯定蔣經國基金會在中國研究發展歷程上，所扮演的重要歷史角色。此角色可從二項發展清楚看出。一則在一九八０年代末期，蔣經國基金會在中國研究財源危機時，適時伸出了大力救援之手；二則在一九九0年代，當中國研究從狹窄「區域研究」向社會科學專業轉型時，蔣經國基金會對此轉型工程的持續發展，也作出很大貢獻。

在二十世紀中，中國研究的成長及轉型確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今天的中國研究已不再是社會科學的旁觀者。不論在理論架構或研究方法領域中，中國研究已充份參加了社會科學的行列。雖然中國研究的理論建立，實證研究及資料累積與主流社會科學相比，仍還有一段距離，但值得慶幸的是兩者之間已有良好的掛鉤，同時也開始努力試圖建立互補互利的建設性夥伴關係。

我們深知，任何學術大業推展都是相當艱難的，必須要有長期的決心及不停的努力。推動中國研究的持續發展當亦不例外。不過，適值十周年大慶的今天，蔣經國基金會確可為過去十年的角色及為未來繼續努力的決心而引以為榮。